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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小和：我們的自由到底在哪里？
2016-12-01 08:00:09
無憂保
【導(dǎo)讀】:中國歷史文獻中，關(guān)于自由的表述少之又少，以至于到了近年以來，很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干脆以為中國在思想傳承上就缺少自由觀念，因此，中國歷史中的人很少享有自由，中國當下的人很少人理解自由，就成為橫貫歷史和當下的社會現(xiàn)象。
關(guān)于自由，其實我們一直不知就里。
這可能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中國歷史文獻中，關(guān)于自由的表述少之又少，以至于到了近年以來，很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干脆以為中國在思想傳承上就缺少自由觀念，因此，中國歷史中的人很少享有自由，中國當下的人很少人理解自由，就成為橫貫歷史和當下的社會現(xiàn)象。
爭論總是會有的！有人在中國古籍里能夠找到各種對自由的闡釋。比如孔子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就是一種自由精神，“君子和而不同” ，更是一語中的，顯示出古代中國人對自由的深刻理解?！洞髮W(xué)》里關(guān)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一套人生程序，也是很清楚的說明：中國人早就理解到社會結(jié)構(gòu)的形成，是從個體建設(shè)逐步推進到群體的，所以余英時先生指出，“承認個體先于群體，實際上已涵攝了社會自由的意義在內(nèi)”。
不過余英時先生對于這樣的自由思想史并不認可，他提出了精神自由的理念，為此他在中國古代文學(xué)典籍里找到了一些關(guān)于自由的陳述。杜甫詩云：“送客逢春可自由” ，對春天來臨，人如同草木一樣自由生長的場景無限向往；王安石詩歌：“我終不嗔渠，此瓦不自由” ；柳子厚詩云：“春風(fēng)無限瀟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 ；宋代僧人道潛也有提到自由：“風(fēng)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 。這些關(guān)于自由的抒情說辭，都是關(guān)乎心靈狀態(tài)，讓人想起某種無拘無束的超脫之感。
孔子一輩子提倡道德自由：“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這應(yīng)該算是站在個人的角度，劃出了個人自由與社會自由之間的界限?？梢姡袊擞惺芬詠砭陀凶杂捎^念，只是這種對自由的理解與世界的自由秩序相去甚遠。所以余英時先生說，中國人在精神自由方面已經(jīng)走得很遠，但在社會自由方面卻發(fā)展甚少。有人把這種精神領(lǐng)域的中國式自由稱為“散漫的自由”、“一盤散沙的自由”。這種自由既不是人民自己爭取來的人權(quán)，也不是統(tǒng)治者賜予的特權(quán)，而是松弛的社會組織與不完善的統(tǒng)治技術(shù)所遺留下的精神空隙。還是余英時說得好：“盡管它隨時隨地都存在，然而也隨時隨地都有喪失的可能。為什么呢？最根本的原因是它沒有經(jīng)過制度化，未能建立在合法的基礎(chǔ)之上”。
胡適之一直往來于美國和中國之間，他是切身體會到了自由價值的少數(shù)人之一，但他對中國文化里缺少自由傳統(tǒng)，尤其是缺少自由思想史的傳統(tǒng)，很不服氣。他承認中國歷史上沒有發(fā)展出民主的政治制度，但是他并不認為中國文化的土壤完全不適應(yīng)民主、自由、人權(quán)的移植。由此，他說，“從墨翟、楊朱、到桓譚、王充，從范縝、傅奕、韓愈到李贄、顏元、、李塨，都可以說是為信仰自由奮斗的東方豪杰之士，很可能以他們的許多西方同志齊名比美。”為了給“不自由、毋寧死”的名言找到中國的根據(jù)，胡適甚至在范仲淹的《靈烏賦》中找到了兩個優(yōu)美的句子，這就是后來被眾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列為座右銘的“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胡適把這兩句話極為認真地親自書寫在紙上，并且在晚年反復(fù)陳述，這是他最喜歡的政治格言，另外一條被他反復(fù)提到的句子則是，“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也是被寫在了宣紙上。
現(xiàn)在的問題在于，從孔子到每一個具體的中國人，從胡適之到余英時這樣真正具有自由精神的中國式讀書人，真的發(fā)現(xiàn)了作為一種世界秩序的自由傳統(tǒng)嗎？既然中國的思想史里有這么多關(guān)于自由的表述，為什么我們的國度，我們的生活卻一直與自由相去甚遠呢？為什么我們的歷史，我們的當下，更多的時候，竟然是一些自由的敵人呢？
熟悉美國歷史的人們必然記得一個事實，真正代表美國自由精神的，不是那座坐落在紐約自由島上高舉火炬的自由女神，而是費城的自由鐘。事實上自由女神是法國人送給美國人用來慶祝獨立100年的一件禮物，而費城那座古老的大鐘，則是早在1751年由美國人自己鑄造。她甚至比美國1776年真正的獨立要早25年，她是美國人奔向自由的進程中最醒目的里程碑。
彼得·里爾巴克博士的《自由鐘與美國精神》（黃劍波、高民貴譯，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就是以自由鐘為線索，系統(tǒng)介紹美國精神的著作。自由鐘的創(chuàng)意，取自《圣經(jīng)·利未記》25章10節(jié)，“在遍地給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里爾巴克說，“美國秉承著上帝的這一信息，致力于在這個充斥著專制的世界里，將自由與世人共享，也正是這一點，使得美國和美國人顯得如此與眾不同。然而，美國人對于自由不懈的忠誠也使美國和美國的價值觀成為人們憎恨和污蔑的對象”。這樣的表述聽上去讓人熱血沸騰！某種意義上，人類自由的歷史似乎正在沿著這口自由的大鐘展開，幾百年過去了，雖然作為物質(zhì)的自由鐘已經(jīng)破敗，自由的鐘聲沒有銷聲匿跡，相反，人們對自由的追求卻高漲，即使是封閉的朝鮮，即使是夜郎自大的中國，人們同樣聽到了自由的呼喊，人們甚至知道，只要你呼喚自由，美國的鐘聲就與你站在一起。
這正是一個歷史的客觀描述，并一直影響到今天。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非洲，無論是中國，還是阿根廷，幾乎所有有夢想，同時又有能力的人們，都會把美國當做他的目的之地。即使是那些對美國充滿了怨恨的人們，事實上也可能在悄悄地自己的女人和孩子送到美國。美國到底好在哪里，本質(zhì)意義上，正是在于這種與生俱來的自由權(quán)利。
今天的美國，雖然還陷在金融危機之中，但誰都不能否認，她仍然是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體。在韋伯開創(chuàng)的宗教社會學(xué)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背景下，現(xiàn)代性的一個重要的指標，就是理性化程度，就是去魅的過程?？梢哉f，面度美國敘事，曾經(jīng)用在歐洲社會發(fā)展分析的各種形式的學(xué)術(shù)理論，統(tǒng)統(tǒng)失效，都不足以解釋美國傳統(tǒng)，因為這個世界上最為發(fā)達的國家，竟然有著最樸素的宗教性。很多去過美國考察的學(xué)者和官員，回來后很愿意用“美國是一個例外”的借口避而不談美國，并由此認為美國的自由精神和國家制度建構(gòu)，并不可以復(fù)制。
某種意義上，這本《自由鐘與美國精神》正在站在美國歷史與現(xiàn)實中的信仰的維度來敘述美國。里爾巴克沿著兩條路徑展開：第一，對自由鐘的創(chuàng)意、鑄造、運送、破裂、敲響等歷史過程進行了細致的梳理；第二，對自由鐘所承載的理念進行分析，也是美國在國際社會上各種內(nèi)政、外交政策的要義所在。因此，里爾巴克博士所論述的自由鐘的歷史，同時也是自由理念的歷史。
這條信仰的路徑是如此優(yōu)美！自由鐘是費城的象征，也是美國精神的象征。它見證了美國最重要的事件：為第一次宣讀獨立宣言而鳴響；為合眾國憲法通過鳴響；為送富蘭克林遠赴英格蘭，召集市民討論英國頒布《糖稅法案》和《印花稅法案》鳴響；為華盛頓的逝世鳴響。
如何理解“在遍地給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這句來自上帝的宣言，成為每一個熱愛自由的人揮之不去的思想課題。
這個世界的終極秩序，一定是上帝之下人人平等的神學(xué)秩序，而不是人與人的比較建構(gòu)。人和人是平等的關(guān)系，沒有任何一個人以任何理由超越其他人之上，沒有人可以自己認為自己是上帝，也沒有人能夠被其他的人推崇為上帝。我們的上帝不在地上，每個人都是仰望者，每個人都在塵埃里行走。這種在大地上的秩序，確保了自由首先是一種平行秩序，是一種由上帝親自設(shè)計的人和人之間的秩序。這就意味著，如果一個人他的內(nèi)心結(jié)構(gòu)中沒有上帝的位置，那么他就很有可能一方面是上帝的僭越者，另一方面則是他人的踐踏者。在一個本來有序的世界上，因為這樣的人存在，我們的生活變得沒有秩序，混亂成為世界的表象，自由成為奢侈品，甚至成為可笑之物。
除了秩序意義，自由的另一個屬性，則是她的普適價值。上帝說得如此堅決，如此徹底！在遍地，給一切的居民。自由不僅僅屬于美國，不僅僅屬于以色列，也不僅僅屬于歐洲，自由同樣屬于中國，屬于朝鮮，屬于這個藍色的星球上的每一寸土地。我們的自由不是舶來品，我們的自由與生俱來，因為她是上帝的賜予。一切的居民，是的，自由不僅僅屬于白人，不僅僅屬于黑人，自由同樣屬于黃種人。皮膚的顏色與自由并不沖突，這個世界的每個人都是上帝的孩子。
自由的意義竟然是如此高邁，如此寬廣，這是很多中國人暫時無法理解的。很多時候，我們對自由的理解過于狹窄，總是以自我為中心來界定自由的邊界。由此，對自由的錯誤解釋，導(dǎo)致我們畫地為牢、盲目崇拜、忽略生命，拒絕平等。人和人之間似乎只有警惕與仇恨，我們的社會充滿了紛爭，我們變成了一群不會愛的人。
最醒目的自由理論偏差可能就是毛澤東的檄文《反對自由主義》 。
毛列舉了自由主義的十一種主要表現(xiàn)，指出了自由主義的嚴重危害，說它是革命集體組織中的一種“腐蝕劑”，它“使團結(jié)渙散，關(guān)系松懈，工作消極，意見分歧” ；文章還分析了自由主義的來源，指出它的來源“在于小資產(chǎn)階級的自私自利性，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 。文章最后還號召全體黨員和革命同志起來反對自由主義。這篇文章后來成為延安“整風(fēng)運動”和歷次黨內(nèi)教育的重要學(xué)習(xí)文獻，成為從思想上建設(shè)黨的銳利武器和黨員黨性修養(yǎng)的座右銘，也成為大多數(shù)當代中國人理解自由的標準答案?，F(xiàn)在看來，這篇文章對自由的理解主要局限在精神領(lǐng)域的“散漫的自由”、“一盤散沙的自由”，而對社會自由，自由權(quán)利卻沒有進行最基本的思考。因此，接下來的歷史事實就是：以反對自由主義的名義，剝奪每個人的自由權(quán)力，暴力和強權(quán)、否定一切的單元思維成為反對自由主義的主要邏輯，而溝通、多元、人的主體價值則成為可有可無的東西。我們對自由的理解由此降低到泛政治的層面，并離普適性的自由文明價值越來越遠。
最醒目的自由行為偏差可能是文革時代的造反派行為。北京師范大學(xué)附中的學(xué)生袁素娥等人批斗校長卞仲耘，一群孩子沒有經(jīng)過任何的法律程序，就將自己的校長關(guān)押，用帶鐵釘?shù)哪竟鳉?，卞仲耘昏倒在廁所里，他們把冷水潑在校長的身上，并呵斥她裝死。一些不了解文革，也不了解自由理念的人曾經(jīng)認為，文革時代是中國人少有的自由時代。謬誤就在這里，一方面，當時的學(xué)生們的確擁有“散漫的自由”、“一盤散沙的自由”，甚至擁有隨意剝奪他人權(quán)利的自由，但同時，他們的所謂“自由”是以傷害他人為目標的，這樣的自由，背離了愛這一基本的自由前提。
這樣的歷史場景真是讓人傷心，看來，如果沒有對上帝的愛，我們對自由的理解就會比我們想象的還要粗暴，還要簡單。有人聽見自由二字便火冒三丈，有人則高舉自由的幌子在那里胡作非為。有人把神圣的自由權(quán)利看成是無恥的自私自利，有人則又借用自由的價值，將國家、法制置于腦后。人們似乎總是站在幾個極端的地方講自由，要自由。所以羅蘭夫人很生氣地說：“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
那個讓人悲傷的羅蘭夫人，當她被綁架著推上斷頭臺的時候，她終于知道自己其實是被彌漫在法國的自由革命情緒所殺，可是她并不知道，法國一直不是一個以神為榮耀的國度，法國人追求的自由，很多時候與上帝賜予給我們的自由相去甚遠。因為法國人總是那么喜歡熱血沸騰地破壞這個世界的秩序，總是以為自由只是一部分人的禮品，他們輕易用自己的自由扼殺了他人的自由，而最后的結(jié)果則是，自己的自由正走在通向死亡的路上。
那么中國人呢，我們知道什么是自由嗎？知道我們夢寐以求的自由到底在哪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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