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憂保醫(yī)療保險早報:第四個方面,重私人部門,輕機關事業(yè)單位。重私人部門指的是,中國所有的福利制度目前都是圍繞企業(yè)來做的,社保制度建設發(fā)起也是從國企制度改革開始的。公共部門的改革是很落后的。我們現(xiàn)在面臨著三個臺階,第一個臺階公務員,小口徑是600多萬人,大口徑是將近1000多萬人,沒有進入到當前的序列里來。它的待遇水平平均要比私人部門高一倍左右。第二個臺階是沒有參加事業(yè)單位改革的事業(yè)單位。在全國將近3000萬事業(yè)單位的人員里邊,這一部分人員占1/3。第三個臺階大約有2000萬人,他們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參加了社保制度改革,繳費參加了改革,可是改革以后突然發(fā)現(xiàn)養(yǎng)老金的水平降低了很多,如果一旦讓他們拿養(yǎng)老金的水平就會形成事業(yè)單位的分裂,形成社會的分裂,于是就沒有讓這些事業(yè)單位人員去拿企業(yè)的養(yǎng)老金。于是,盡管他們已經把錢交了,但只是形成了一個半路狀態(tài),拿到的養(yǎng)老金和沒有改的時候還是一樣的。這么多年來這三個臺階一直存在,試點也沒有真正啟動。把社保制度分成三六九等只會導致制度碎片化狀況更為嚴峻。第五個方面,重非繳費型制度,輕繳費型制度。繳費型是五險,非繳費型制度很多,目前來看支出最大的是低保。第六個方面,重制度不斷累加,輕制度難點攻關。經歷了多年的論證,社會保險法最后終于通過了。但是在制定社會保險法過程中有幾件事沒有躍過去,其中一件是征繳體制。因為爭執(zhí)不下,1999年出臺了一個社會保險費征繳條例,規(guī)定征繳的主體可以由省級人民政府去選擇,或是地稅部門,或是社保經辦部門,于是留下了禍根。全世界除了中國沒有一個國家由兩個單位來征繳社會保險費。還有一個難點是空賬,截至到2011年底,記賬額是2.5萬億元,其中空賬2.2萬億元,做實的賬戶只有2703億元。要突破社保制度改革的三大瓶頸統(tǒng)賬結合的制度應該改了,過渡性的制度設計是NDC,NDC制度是目前能看得到的最好的過渡期辦法。存在問題就需要改革,在鄭秉文看來,當前中國社保制度改革的瓶頸有三個方面,一個是制度的公平性,一個是制度的便攜性,一個是制度的可持續(xù)性。制度的公平性體現(xiàn)在兩個領域,一個是橫向的領域,一個是縱向的領域。橫向領域是不同人的制度設計是不一樣的,大制度有城鄉(xiāng)兩個,小制度還有幾個,比如剛說的公務員、事業(yè)單位的區(qū)別等。沿海地區(qū)還有好多小制度,尤其在長三角地區(qū)??v向的領域是,保險制度的功能是燙平人的收入,那么應該是越老收入越多,還是越年輕收入越多,中國沒有這個理念。為了適應人口的流動性,社保制度應該有很好的便攜性。在美國,不管在哪個州工作,收費的都是聯(lián)邦政府,地方政府是替聯(lián)邦政府收。在中國不是,在北京打工交錢到北京政府,到上海,上海政府不承認,于是出來很多官司。第三是可持續(xù)性,中國地區(qū)之間失衡情況非常嚴峻。31個省加上新疆建設兵團是32個統(tǒng)籌單位,有一半當期的收入不能抵上當期的養(yǎng)老金支付,于是得轉移支付,財政給補貼。另外一半省當期的收入大于支出,像廣東就每年多出3000億到4000億元,但是由于不能把北京的錢拿到寧夏去用,多了也白多,結果社保的可持續(xù)性產生了問題。出路可以從兩個層次來說?,F(xiàn)在最急迫的問題在于統(tǒng)籌層次太低,提高統(tǒng)籌難度有兩個:一個是人為的,政府不愿意提高,提高到哪一層哪一層責任大;還有一個是道德風險導致逆向選擇,逆向選擇導致制度失效。相對不那么急迫的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要重新認識統(tǒng)賬結合制度。要評估統(tǒng)賬結合的制度是不是走到頭了,要是的話就要重新回到案頭設計上來,出臺改革方案。鄭秉文說,我認為統(tǒng)賬結合的制度應該改了,過渡性的制度設計是NDC,也就是目前瑞典等7個國家實行的制度。在鄭秉文看來,NDC制度是目前能看得到的最好的過渡期辦法,過渡期多長要視情況而定。這個制度的第一的好處是可以避免天文數(shù)字的轉型成本;第二個,可以避開落后的投資體制;第三個,可以實現(xiàn)當初的目標設計,就是加強多繳多得的激勵,就跟在銀行存錢一樣,多存多取,少存少??;還有第四個好處,就是制度的透明性非常好。問與答問:我們現(xiàn)在養(yǎng)老保險賬戶里的錢,它的責任主體是誰,誰該為它的保值增值或者貶值負責?鄭秉文:最終負責任的是立法,也就是這個制度的舉辦人,肯定責任不在賬戶持有人。賬戶的資產是持有人的,它貶值是這個制度最大的缺陷。所以對這個制度改革是非常急迫的。我個人認為中國的五險制度設計都存在一些問題。第一個問題瞄準目標群體不準確,進來的未必是需要的,需要的未必能進來。舉一個例子,本人上失業(yè)保險,本人工作于典型的國務院直屬事業(yè)單位,中國社科院的人能失業(yè)嗎,但你必須得上這個保險。真正需要失業(yè)保險的群體卻有些人不能上。第二個問題,支付。由于瞄準率很差,于是支付就帶來問題了,這就沒法說了。第三個問題,我們每一項制度的功能和管理體制都還沒有理順,有部門利益的現(xiàn)象在里面。問:我老家是河南農村的,在農村存在一個鄉(xiāng)鎮(zhèn)上把低保名額直接賣出去的問題,您怎么看?鄭秉文:搞研究的人都知道,這種情況在國外也有,叫福利欺詐。這種情況中國有兩類,一類是福利欺詐,還有一類是公然挑戰(zhàn)法律,就是犯法。犯法就不說了,繩之以法就完了。關于福利欺詐,有制度設計的問題,但是還有一個問題我想大家都忽視了。這么多年來,全國的福利保險制度翻番地漲,但是經辦隊伍還是那么多人,并且不規(guī)范,管理跟不上,有點像高鐵。這個隊伍的末端是社保站,里面有社會工作人員,還有臨時工,大學生實習生,情況非常復雜,給的錢也非常少,于是出現(xiàn)了管理不善的問題,利益輸送的現(xiàn)象。我曾經有這樣一個主張,不要把全國的經辦體系看成事業(yè)單位,經費完全來自于財政,還得要名額。我個人認為既然收費這么多,管理就應該進入成本。隊伍建設應該根據(jù)需要的人均負荷比來有彈性地增長。這樣還可以吸納大學生就業(yè)。問:英國一個女子,她有三個孩子,從政府拿到的低保收入比工作的收入還要高,社會保障制度怎么樣防止這種現(xiàn)象。您怎么看?鄭秉文:這個還是福利欺詐的問題,第一是福利欺詐,第二是避免福利陷阱。兩方面的手段,一方面是加強管理,我在英國坐火車,看到有海報講福利欺詐可以舉報,舉報之后可以獲得多少錢的獎勵。國外有這方面的手段,加強管理。還有一方面的原因,就是說整個福利制度的設計,應該有一個頂層設計。每一項福利之間不要互相矛盾,每一項福利之間它的福利水平和替代率之間要相互配合,如果不配合的話就會形成一個福利陷阱,久而久之變成一種文化。失業(yè)在歐洲就是一種文化,搞經濟學的都知道這個詞,叫隱含合同。隱含合同的本質就是,工會要求的工資定價水平不是隨著經濟的景氣的調整而調整的,而是有一個恒定參數(shù),好的時候不要最高的、壞的時候也不要最低的,而且不能把我辭掉。于是在公共汽車上的永遠在公共汽車上,在公共汽車下面的人永遠失業(yè)。隱含合同讓這個群體絕望了,于是這個群體變成一個利益集團,跟政府抗爭,要最好的條件,因為是你們拋棄了我,所以你必須得養(yǎng)活我,工作的人必須提高勞動生產率,拿出利潤養(yǎng)活我。于是就成為一種文化,這是社會分裂的根本原因。這個制度不利于改革,希臘能改革嗎,我不相信。即使國家破產了和希臘人有什么關系,不管誰上臺,他們依然會上街,對游行的人來講這種行為也是理性的利益最大化的。中國目前也處在這樣一個關鍵的時代,文化逐漸形成,也面臨著我們要形成一個什么樣的文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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